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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制度的法律基础:资产隔离的法律经济学原理

发布时间:2026-11-20    来源:本站    作者:法社科
公司为何能够活得比股东更久

布莱尔论资产隔离与现代企业的法律基础

原文:Margaret M. Blair, “Locking in Capital: What Corporate Law Achieved for Business Organiz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CLA Law Review, Vol. 51, 2003, pp. 387–455。

编者荐语

一家公司可以经营几十年,甚至跨越几代人的生命,而最早出钱、发明产品或者主持经营的人往往早已经退出经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延续归功于技术、品牌和管理,而较少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当股东需要用钱、创办人死亡、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的时候,厂房、设备、专利和经营网络为什么还能留在一起,继续为同一项事业服务?

玛格丽特·布莱尔发表于2003年的《资产隔离》把这个问题放回十九世纪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她考察煤矿与航运公司的反复重组、制造企业的分红争议,以及胜家缝纫机从合伙转为公司的过程,发现公司法所提供的一项重要能力,是让个人可以退出,让经营财产继续留在组织之中。筹到钱以后能否留住钱,与最初怎样筹钱一样,影响着企业能够从事什么事业。

沿着这些材料,法人财产独立、董事会权力和股权转让逐渐呈现出相互联系的制度意义。股东放弃随时抽回财产的自由,企业由此获得了作出长期承诺的基础,雇员、供应商和客户也更有理由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与经营。文章将法律经济学中的团队生产问题落实到法律史上的具体商业组织,让公司法持续参与塑造现代企业的过程,成为一个可以从合同、章程和经营纠纷中逐步理解的问题。

煤矿与航道的价值依赖彼此持续投入

煤矿与航道的价值依赖彼此持续投入

一、共同生产为什么需要长期承诺

讨论十九世纪企业的兴起时,铁路、矿山和工厂很容易首先以庞大的资金需求进入视野。铺设轨道需要土地和钢材,建造工厂需要机器与建筑,组织运输又需要码头、车辆和仓库。布莱尔把观察继续推进了一步,这些东西一旦投入经营,往往已经失去原先便于拆分和转移的形态;企业能否长期运行,取决于参与者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投入持续服务于共同的事业。

一条铁路上的轨道,即使拆下来仍可以作为钢材保有一定的价格,也难以保留作为交通网络组成部分时的价值。矿山旁边的道路、为了特定生产流程设计的厂房,以及围绕一套设备积累的维修经验,都具有类似性质。经济学用投资的专用性解释这种现象,投入所能创造的收益与某个企业、某种生产组合紧密相连,一旦脱离原有关系,其价值便可能大幅下降。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实也存在于人的工作之中,熟悉设备的技师需要了解生产部门的安排,销售人员需要知道工厂能够按时提供什么,管理人员则需要把采购、库存和回款衔接起来。许多知识是在长期共事中形成的,既难以预先列成一份完整清单,也难以在特定人员离开时原封不动地带走。因而企业经营需要具备的资源,既包括账簿上的货币和机器,也包括人们投入其中的时间、经验和未来机会。

布莱尔借用团队生产理论,将这一情形概括为几个人共同投入不同要素,而最终成果难以按各人的贡献分别切开的生产过程。即使能够清楚记录谁支付了多少资金、工作了多少小时,也未必能够判断一笔利润中究竟有多少来自技术、管理、原料或者销售。投入彼此补充,成果共同形成,围绕分配的争议便不能完全依靠计算每个人的独立产出来解决。

1792年成立的美国利哈伊煤矿公司,在取得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矿地之后便遭遇了这种生产环节之间相互依赖的困难。公司试图开发已有矿地,并设法控制更多可能蕴藏煤炭的土地,但开采出来的煤并不容易送到市场。利哈伊河在一年中的相当多时间里难以通航,陆路运输也受道路条件限制,企业不断要求追加投资,却长期未能获利。煤矿行业的困境在于,拥有煤炭和能够开采煤炭,还不足以形成一项可持续的生意。运输条件限制了煤炭的销路,而改善运输所需的投资,又需要未来煤炭贸易来提供收入。矿山与航道的价值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难以仅靠自己的经营计划说服投资者,双方必须对另一部分事业的持续运行抱有足够信心。

后来参与这一事业的乔赛亚·怀特、厄斯金·哈扎德和乔治·豪托,原本希望为费城的生产活动获得便宜的无烟煤。他们考察了矿区与河流,取得了厂房的长期租赁安排,并争取到改善航道的立法授权。为了使煤炭真正进入市场,他们还需要修筑从矿地通往河流的道路、改变河道条件,以及建造适合运煤的船只,几个工程环节必须逐步配合起来。

布莱尔围绕这一案例提出的法律经济学问题,是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一批参与者怎样在尚不知道最终成本与收益的时候,彼此承诺完成各自的工作。负责融资的人需要相信工程能够完成,负责施工的人需要相信资金会继续到位,提供技术的人也需要相信自己的改进能够获得回报。河流水位、施工困难和市场需求又随时可能改变原来的安排,因此一开始写下来的合同其实很难穷尽以后需要作出的每一个决定。

假如融资者要求承包者承担一切超支,后者便可能坚持把工程切成若干小段,每完成一段重新议价;假如技术人员领取固定报酬,他们也可能缺乏持续改进设计的动力。反过来,若大家只是笼统约定将来公平分配利润,又可能把精力用于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将个人费用转嫁给共同事业。明确承诺与灵活调整之间,始终存在需要组织来处理的紧张。

随着道路修到一半、机器完成安装、员工学会特定工艺,参与者已经投入的资源也开始改变商业谈判中的力量分布,此时,退出合作的代价通常比最初更高;掌握某项关键资源的人,便可能利用其他人的依赖要求追加收益。布莱尔所讨论的“敲竹杠”问题,指的正是这种借助退出或中断合作的威胁,重新分配共同成果的机会。

如果各方预见到日后可能遭遇这样的要求,他们在最初就可能减少投入。供应商会选择更通用的设备,技师会保留为其他企业工作的时间,投资者也会坚持更容易撤回资金的安排。每个人分别保护自己,看起来都有充分理由,但这些选择叠加起来,可能使最有生产价值的合作无法形成,或者只能维持在规模较小、承诺较浅的程度。

亲属关系、熟人网络和长期信誉,可以帮助人们承担这种相互依赖,因为背弃承诺还会带来商业交易之外的损失。不过,十九世纪美国的企业正在把经营范围扩展到地方共同体以外,所需资金与技能也越来越难由少数熟人提供。企业组织所面对的任务,便是让缺少密切私人联系的人,也能够围绕一项持续多年的事业合作。

组织法通过规定哪些财产应当留在企业、哪些决定必须经过共同程序,以及个人发生什么变化不会立即终止经营,参与塑造了承诺能够被相信的条件。按照这些规则,参与者便能够据此估计自己投入资源的风险。合同中的承诺有了组织财产和决策结构作为支撑,未来合作才更有可能超出个人情谊所能维持的范围。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布莱尔为什么反复区分资本的募集与资本的持续投入。募集解决的是某个时点能否把资源凑齐,持续投入则关系到这些资源能否经历亏损、争执、人员更替和市场变化,最终形成有价值的生产能力。对于需要多年建设的企业,前一项工作完成以后,后一项工作的困难才开始充分显现。这一分析把公司法研究从融资交易延伸到生产过程内部,要求研究者追踪资金进入企业之后究竟变成了什么。账面上同样是一笔投资,它可能转化为容易出售的存货,也可能转化为难以转用的航道,或者依附于团队合作的技术知识。资产的这种差别,会影响退出权的价值,也会影响法律为什么需要限制某些退出方式。

二、合伙怎样遭遇退出与继承的难题

十九世纪初的商人并非只能在公司与各自经营之间选择,他们已经熟悉独资、合伙以及由信托安排支持的股份联合组织。布莱尔逐一考察这些形式,是为了说明公司所增加的能力究竟出现在哪里。不同组织都能够开展交易、雇用人员和积累财富,但当参与者离开时,它们维持经营整体性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别。独资企业把资产控制、经营决策与最终收益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能够减少许多反复协商的成本。查尔斯·卢肯斯在1817年接手布兰迪万炼铁与制钉业务后,便可以通过雇员、工头和销售代理安排生产。经营者有动力改进工艺、开拓市场,也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利润,其他人则通过工资或承包报酬参与生产。

与此同时,企业与经营者的个人生活紧密相连,客户和供应商所信任的往往是某个人的能力、声誉和财产。经营者的健康状况、家庭支出或其他生意中的损失,都可能影响这项事业能够继续使用多少资源。卢肯斯在1825年突然去世后,其妻丽贝卡接过经营事务,亲属也参与维持工厂运转,业务由此获得延续,但延续需要家属重新承担责任并维系原有关系。

对于准备长期投入的技师或客户而言,这种继承安排意味着额外的不确定性。一个人能够作出的许诺,未必能由下一任经营者以同样方式履行,继承人也可能更愿意出售财产而非继续经营。企业越依赖特定人员的配合,围绕经营者生命和家庭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便越广,个人信誉很难完整承担组织连续性的任务。

在合伙安排中,几个参与者共同拥有或使用经营财产,共同承担义务,也有权查阅账目、监督彼此,独资经营中集中于一人的收益和控制由此得到分享;对一位拥有重要技能的人来说,成为合伙人通常比领取固定工资更能分享事业发展的成果。共同责任还会促使各人注意交易风险,因为一位合伙人作出的经营承诺可能约束其他人。

但是,在布莱尔考察的十九世纪普通法框架下,这些权利也使经营关系容易受到个人变动的影响。未约定期限或特定任务的合伙,原则上可以由任何一位合伙人终止;合伙人的死亡、破产等事件,也可能触发解散和清算问题。即使其他人希望继续经营,他们仍需与退出者或者继承人达成安排,筹措资金买下相应权益。

当一个合伙人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份额,而其他人又希望维持经营时,解散的可能性就会成为谈判中的有力工具,他可以借助退出要求其他人认真回应;但当企业已经形成难以拆分的资产时,同一项权利也可能被用于要求额外利益。于是,对个人退出自由的保障,会转化为其他参与者必须承担的经营不确定性,合伙人数增加后,这种关系尤其复杂。

外部交易者所面对的风险也随之增加,长期供应商需要关注的已不只是某一位经营者是否可靠,还包括合伙人能否持续合作、任何一人的家庭与债务状况会不会影响共同事业。即使企业债权人在清算中享有优先地位,企业停止经营仍然可能破坏供应商对未来订单的期待。获得清偿的顺序与能够维持合作的时间,涉及不同层面的保障。

为减少这些困难,商人开始利用合伙法与信托法设计更复杂的组织,将经营资产交由受托人掌握,再把收益请求划分为可以转让的份额。个别投资者想离开时,可以寻找接手份额的人,而无需把土地或设备从共同事业中分走。这样的未注册股份联合组织,已经尝试把资金的退出需要与经营财产的稳定结合起来。

利哈伊事业在1818年开始新一轮筹资时,发起人首先邀请受信任的人考察河道,以证明工程的可行性,随后分别为航运与煤矿筹资。最初的安排给予出资者优先收益,超过约定水平的部分则归怀特、豪托与哈扎德,经营控制也保留在他们手中,资金提供者与项目经营者由此获得不同的权利组合。工程推进后,实际水位低于原先估计,航运部分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原有预算随之失效。豪托退出,由其他人买下其权益,煤矿与航运事业又被合并;等到煤炭终于运抵费城,市场吸收能力却不足,价格下跌使经营者仍然无法获利。工程风险与市场风险先后出现,每一次追加资金都要求重新安排参与者的收益顺序与控制关系。

为了吸引后来的投资者,怀特与哈扎德进一步放弃原先保留的专属权利和剩余收益安排,把有关土地与水力权利交由受托人管理,并成为普通股东。新的收益分配先照顾新加入的出资者,再依次满足原有投资者和经营者,最后才恢复按股份比例分配。企业还设立了由五人组成的管理机构,使原发起人不再单独决定所有事务。

这些变化反映出,投资者要求的保障并非只是一纸分红承诺,他们还希望关键资产真正归入共同事业,并且减少某个人在未来重新控制合作条件的机会。经营者让出一部分权力,可以提高追加投资的可信度。布莱尔据此把管理机构的形成与团队生产联系起来,认为共同决策有助于约束任何一方利用关键地位谋取单方面利益。然而,这种由私人文件拼接出来的组织,仍然需要面对法院如何理解它的问题。若它在法律上继续被视为普通合伙,成员持有的权益就可能被解释为对经营财产的直接份额,死亡和继承也可能重新引出分割问题。文件写得越复杂,交易者理解它、法院解释它以及后来加入者接受它的成本,就可能越高。

1823年,另一群筹办斯库尔基尔煤业的商人公开说明了寻求公司资格的理由。他们首先希望煤地及相关设施不再受自然人的继承规则支配,同时希望限制成员责任,并使组织能够以自己的名称持续存在。他们担心,一位成员去世后,其权益可能落到多个未成年子女或分散各地的亲属手中,经营则会被卷入漫长的财产分割与账目清算。

这些商人知道可以尝试用信托与契约减少困难,却担忧普通经营者难以理解复杂条款,即使请优秀律师起草,也可能留下多种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公司资格提供的价值包括一种较为清楚的共同预期:成员、继承人、债权人与法院都能够据此判断,经营财产属于谁,个人变动应当在哪个层面处理,以及谁有权决定企业的继续或终止。

利哈伊煤矿与航运公司最终在1822年通过宾夕法尼亚州的特别立法取得公司资格,这一转变延续了此前反复尝试的目标。筹资、收益优先顺序和共同管理可以在合同中逐步形成,而独立实体地位则使这些安排获得更稳定的法律基础。公司法将原先需要不断重申和解释的承诺,转化为组织可以长期依赖的一组规则。

三、独立财产怎样把资本留在企业之中

当一家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持有土地、设备和债权时,出资者与经营财产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投资者取得股份,可以依规则参与决策、接受分配或转让权益;厂房与机器则由公司持有,个人无权仅凭自己曾经出资,就要求取走其中对应的一部分。布莱尔把这一变化置于资本锁定的中心,因为它改变了个人利益转化为经营财产支配权的方式。

独立实体的观念在进入商业领域之前,已经服务于教会、医院、学校和地方公共组织。人们希望财产持续用于教育、救济或宗教活动,因而需要使它与某位管理者或捐资人的个人财产相区分。院长、管理人和成员可以更替,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及用于这些事务的财产仍然延续,这种经验为商业企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法律形式。

美国独立后的早期公司,经常承担银行、道路、桥梁、运河和供水等事务。它们既涉及私人收益,也承担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服务,有时还获得发行票据、使用土地或收取通行费的特定授权。对于这些项目,确保资产不因个人死亡或分割请求而散失,也符合授予资格的公共机关所关心的持续服务目标。随着制造业发展,公司资格逐步向更广泛的经营活动开放,十九世纪各州通过不同范围的一般性立法,减少逐一申请特别特许的需要。企业取得公司资格时,未必同时获得垄断经营权或其他特殊优惠,但组织仍然愿意采用这种形式。布莱尔由此追问,当特许附带的特别利益逐渐减少,独立财产和持续经营本身能否解释公司形式的吸引力。

从资产关系来看,需要分别观察企业债务对个人财产的影响,以及个人事务对企业财产的影响。有限责任主要处理前一种关系,限制公司债权人追索股东个人财产的范围;资本锁定更关心后一种关系,防止股东及其继承人因个人需要而抽走经营所依赖的资源。两种规则分别稳定不同方向上的风险预期,在公司组织中相互配合。

在后来对组织法的研究中,汉斯曼、克拉克曼与斯奎尔进一步细化了这一区分,将企业资产对成员个人债权人的保护称为“实体财产隔离”,并区分债权优先与防止强制清算两层保障:企业债权人可以优先获得清偿,企业资产还可以免于因个别成员的债务或退出要求而被迫变现。[1]这种区分有助于理解,债务清偿顺序与企业能否继续经营,为什么需要分别安排。

布莱尔尤其强调对股东本人退出要求的限制,因为即使没有外部债权人介入,投资者也可能因家庭支出、投资偏好变化或对经营不满而要求拿回资金。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要求兑现自己在企业净资产中的份额,组织就必须随时保持足够现金,或者准备出售经营资产。长期项目的可行性因此会受到短期资金需要的制约。

股份转让为这个冲突提供了一种重要处理方式,离开的股东从新的投资者那里取得价款,公司原有的资产则继续用于经营。投资者更替发生在股权层面,生产资源无需随之拆分;继承也可以通过股份的归属来完成,而不用把一个工厂切成若干份。这使个人投资期限与企业经营期限有机会彼此分开,企业能够承担超过任何单个参与者预期持有时间的计划。在这一结构中,资本被锁定并不意味着钱必须长期闲置在账户里,企业可以把资金用于购置机器、修筑设施、支付工资和开发市场。需要保留的是组织对经营资源的支配,以及对分配程序的约束。货币经过生产转化为其他资产或经营能力,只要这种转化服务于企业,仍然属于长期投入的过程。

在十九世纪公司的认股安排中,投资者有时先缴纳股份面值的一部分,其余款项在公司需要时依约追加,以未来继续缴款的义务支持企业逐步推进建设;公司能够催缴尚未履行的出资承诺,法院也会处理认股者拒绝继续缴款所造成的债务问题。对于刚开始建设的项目,承诺出资形成了一项可以逐步兑现的资源来源,而不只是设立当天收到的现金。

有关分红的规则,则决定已经进入公司的资源能够在什么条件下返还投资者。布莱尔考察的早期章程通常授权从利润、收入或类似经营所得中分配,并未让股东随意要求退回原始资本。后来的一些章程进一步明确,董事可以决定保留多少利润用于经营,股东获得分红需要经过相应的机构决定。围绕利润是否留存,某些股东可能更需要眼前现金,管理者可能希望扩大生产,供应商则期待企业保有履约能力,公司治理需要处理的正是这些实际分歧;同一笔经营收入对应着不同的时间安排。公司把处理这种分歧的权限交给组织内部的决策程序,使每位参与者都难以单独以自己的时间表支配整个事业。

1824年的Wood v. Dummer案,将资本留存与债权保障的关系呈现得格外清楚。一家银行在仍有票据未清偿时,把剩余资本分配给股东,持票人随后要求从这些财产中获得支付。斯托里法官围绕银行资本的功能展开论证,指出公众接受银行信用,正是依赖已经为银行业务投入的财产,股东能够请求的应当是债务满足之后的余额。

布莱尔从这类裁判中看到出资承诺如何获得对外意义,因为资金进入公司以后,其他人会据此提供商品、信用或服务,先前投入便成为后来交易可以依赖的基础。如果出资者能够随时把它拿走,外部参与者所理解的交易条件就会被改变,法律因此需要把分配与尚未履行的组织义务联系起来。

资本留存的制度条件也会受到经营者自身选择的侵蚀,波士顿制造公司的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公司在1813年取得特许,建立了将纺纱与织布结合起来的工厂,经营一度十分成功;洛厄尔去世以后,企业不断提高分红,并曾使用新发行股份所筹得的资金向股东分配,又将出售机器制造车间的收入当作可分配收益。

布莱尔援引的企业史研究进一步注意到,大股东在高额分红时期出售了大量股份,而公司的表现随后转弱。围绕这一过程,值得追踪的是哪些资产被出售、所得如何入账、谁参与决定,以及谁在分配之后退出。资本锁定的法律形式给了董事保留经营资源的权力,实际使用这一权力的方向,仍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关系。

对于需要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来说,看到企业保留了设备、库存和现金,可能使其更愿意给予信用,稳定的资产基础由此有助于吸引后续投入;技术人员看到组织持续投资,更可能在其中积累专门知识。这些新投入又会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声誉,使原有资本支持更多合作,财产稳定由此能够形成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法人财产独立所建立的边界,影响着生产活动可以延续的时间。把财产登记在谁的名下、个人债权人可以追索什么、股东能够通过什么方式退出,这些看似分散的规则共同决定,一项事业能否跨越参与者的私人变故。公司作为持续行动的组织,正是在这些具体关系中获得了现实基础。

共同决策使经营财产的使用进入组织程序

共同决策使经营财产的使用进入组织程序

四、董事会为什么需要拥有自己的判断空间

一旦经营财产由独立实体持有,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谁能够代表这个实体作出决定。布莱尔把董事会放在资本锁定的结构中理解,认为它的作用既涉及提高决策效率,也涉及限制各个参与者单独支配共同资源的能力。财产保持独立与决定权如何行使,必须相互配合,企业才能在分歧中继续运行合伙中的一致同意要求,能够使每个人保有对重大事项的防御权,但在参与者增多以后,也会增加否决和重新谈判的机会。把经营判断交给一个人数较少、按照既定程序行动的机构,可以让企业及时回应生产与市场变化。这样的集中决策并不要求每一位出资者都熟悉业务,也不要求所有人对每个项目形成相同意见。

布莱尔更关心的是,决策集中以后,个人原先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力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大股东即使急需资金,也要经过组织程序才能获得分配;一位技术创办人即使掌握关键经验,也难以仅凭个人地位把公司财产用于其他生意。董事会在这里提供了一个中间层次,使共同事业不至于完全服从某个参与者临时变化的意愿。

董事可能同时是重要股东,也可能长期参与经营,但其董事身份承担的是一套与个人出资关系有所区别的职责。早期公司的章程往往要求董事集体行动,并规定选任方式,决定的成立需要遵循组织程序。某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与他能否单独代表公司处分资产之间,由此出现了法律上的距离。

如果每位投资者都保有直接抽回财产和否决经营的权利,出资者固然获得了较强的个人控制,却可能使其他人担忧经营随时中断,因而不愿进行长期投入;当大家共同接受一定限制时,企业反而可能创造出更高的整体收益。个人让出的权利,因而可以成为吸引其他人合作的条件,并最终改善自己所持权益的价值。

在解释出资与控制分离时,传统委托代理分析关心管理者是否利用权力损害股东,强调如何使经营者受到监督,布莱尔则试图把参与者相互承诺的困难一并带入讨论;团队生产的观察则进一步关注,各类参与者如何彼此约束,才能使专用性投入发生。两种问题同时存在,但它们会引导研究者寻找不同的制度事实和治理安排。例如,一家企业面对利润留存的选择,年轻的技术人员可能期待研发投入能够持续,而退休股东可能希望获得更多现金,供应商则希望企业保持足够偿付能力。单独采取任何一方的立场和策略,似乎都难以有效回答留存多少最适合企业的继续经营的问题。董事会需要了解各项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无法预先写入合同的情形下作出判断,这正是布莱尔赋予它的协调功能。这种协调能力需要能够约束实际支配者的程序支持,若董事会完全服从某位创办人,它就很难向其他参与者提供可信保证。利哈伊事业中,发起人交出专属权利并接受多人管理,因而具有超出组织形式的意义。他们让其他人获得了可以参与判断的位置,也使自己关于未来合作的承诺,不再仅依赖个人愿意继续履行。

布莱尔列举的利哈伊章程,在表决规则上也尝试限制资金集中所带来的支配力量,并未简单地使每一份新增股份都获得同样数量的新增表决权,而是按持股份额设置递减的投票比例,并要求持有一定时间以后才能投票。这类安排使小投资者相对于大股东保有较高的表决影响,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关心资金集中怎样转化为组织支配。沿着这一材料继续思考,公司法中的控制安排可以被看作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分配。谁能够决定留存利润,谁能够任命经营者,谁有权批准出售关键资产,都会改变其他人承担风险的条件。组织内部的权力设计,因而与企业能否吸引投资和维持合作直接相连,不能仅从会议手续或职位分工来理解。

当然,在经营者掌握大量信息、股东难以退出的环境中,权力也可能变得难以约束。布莱尔在文章开头便提到,封闭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有时无法找到买家,也无法促使公司分红,资本锁定因此可能使其长期处于不利位置。组织需要稳定资源,个人也需要获得公平对待,两者之间的协调应当落实到信息、分配和退出安排之中。

当投资者担忧自己日后被困在公司里时,他们可能要求更高回报,或根本不愿加入。由此看,约束控制者与维持企业资本之间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对少数参与者提供可信保护,可以使其更愿意接受长期承诺。资本锁定若被用来排斥监督和长期拒绝合理回报,反而会削弱企业未来吸引资金与人才的能力。

有限责任在这一组织结构中又承担着另一项任务,它使投资者通常能够确定自己可能损失的财产范围,也减少了他们调查其他投资者私人财富状况的需要。在承担无限共同责任的合伙中,一人的私人财产减少,可能使其他人将来承担更多清偿压力;限制责任范围以后,投资者之间不必维持同样程度的个人财务监督,股份也更容易在陌生人之间流转。

然而,十九世纪早期的公司并非都享有今天读者熟悉的责任限制,布莱尔特别考察了股东仍需承担广泛责任的制造企业。她讨论的马萨诸塞州1809年制造业立法,就没有为股东提供普遍的有限责任保护。企业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愿意取得公司资格,使法人财产与独立治理成为解释制度选择时必须认真对待的因素。

纽约1811年制造业立法所涉及的责任范围,也曾因认股者未足额履行承诺而引发争议。在Slee v. Bloom案中,工厂已经停止经营,债权人要求未缴足股份认购款的人承担相应责任;法院需要解释公司在何种情形下视为解散,以及股东承诺投入的资金能否用于偿债。这个纠纷把责任限制与出资履行连接起来,说明公司内部的认股关系会影响外部交易者的保障。

布莱尔还注意到,早期企业债权人有时会要求经营者提供个人财产担保,使公司资格附带的责任优势在具体融资中受到调整。商人选择公司形式时,需要综合考虑能否筹资、是否便于管理、企业怎样延续,以及个人需要承担多少风险。资本锁定的解释增加了一个过去较少被充分展开的维度,使这些制度选择能够放回经营者实际面对的困难之中。

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这条思路引出的重要问题,是董事会的决定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长期合作。保留利润可能支持必要投资,也可能掩盖低效扩张;出售资产可能破坏组织能力,也可能帮助企业摆脱已经失去价值的业务。判断需要进入具体经营过程,考察资源用途、信息基础和利益分配,才能理解组织独立性在某次决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当董事会接受参与者交出的部分控制权时,它获得的判断空间也应当伴随着对共同事业的责任,需要说明怎样处理这些相互依赖的投入,怎样维护企业履约与继续经营的能力。布莱尔的分析使董事会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一道监督环节,成为理解企业如何组织长期合作的重要位置。

销售、教学、维修与记账共同构成企业的组织能力

销售、教学、维修与记账共同构成企业的组织能力

五、胜家如何把个人事业变成持续的组织

胜家缝纫机的经历,为布莱尔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解释力的案例,因为企业转为公司时已经相当赚钱,也没有迫切依赖外部资金维持经营。对这样的企业,单纯从筹资需要出发,难以解释为什么还要改变组织形式。真正推动变化的,是创办人的个人生活、继承风险与企业已经积累起来的经营网络之间的冲突。

艾萨克·辛格早年曾经尝试从事表演,也先后开发过钻岩和雕刻木字的机械,他的缝纫机事业同样由几个人的资源共同支持。有人提供工场,有人提供资金,有人贡献经营经验,辛格则掌握重要的机械构想与发明能力。产品从模型变成可以销售的机器,需要不断修正故障、组织制造和向客户演示,合作过程中也持续面临资金压力。这些投入并未使各方自动形成稳定关系,辛格多次利用自己的关键地位,迫使合伙人退出或者接受不利安排。布莱尔把这些纠纷放在团队生产的框架中解释:工场、资金和经营能力已经投入以后,掌握核心技术与专利的人能够借助其他人的依赖重新议价,原先商定的收益分配因而难以长期保持。

1851年进入这一事业的律师爱德华·克拉克,以提供法律服务的方式参与合作,帮助处理专利申请及持续发生的专利争执,并与辛格共同控制重要专利权益。两人后来成为主要合伙人,彼此未必亲近,却能够形成足以维持生产与销售的合作关系,法律事务本身也成为企业所需要的一项关键投入。缝纫机市场的成长还依赖对多个障碍的处理,家庭购买机器需要承担相当可观的支出,消费者也需要学习使用和维护新设备。制造商之间的专利争议不断消耗利润与经营精力,直到主要权利人于1856年形成专利共享安排,生产和销售才获得更稳定的条件。技术发明、权利协调与市场培育在这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企业的竞争能力。

随着销量上升,辛格与克拉克开始建立跨地区销售网络,并在海外设置业务据点,企业逐渐超出两位合伙人能够亲自处理每项事务的规模。工厂需要可靠的供应,代理人需要持续的产品与维修支持,客户也需要相信几年以后仍然有人履行售后承诺。这些关系的价值来自反复交易与共同经验,越来越难用机器和存货的价格完整衡量。

到1860年前后,辛格复杂的家庭关系进入公众视野,他与不同女性共同生活并有多个子女的情况,使克拉克格外担忧日后的继承争议。若辛格去世,其在合伙中的权益可能成为多个请求者争夺的对象,而克拉克未必有能力拿出足够现金,将这些权益全部买下。一个经营成功的企业,因而可能在创办人的私人事务中被迫出售或拆分资产。

公司化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具体处理方式,原来属于合伙人的经营资产转归公司,辛格与克拉克则取得股份。继承人可以争论股份应当如何分配,却不必因此直接分割工厂、专利和销售网络;分红与经营决定交由董事会依程序作出,任何一位继承人都难以仅凭自己的继承份额要求公司立即变现对应资产。克拉克推动这一安排时,企业已有能力通过经营收入支持发展,资本留存的目的主要是保存已经形成的组织。布莱尔特别强调这一背景,因为它使胜家与大型铁路的融资故事有所区别。铁路采用公司形式,很容易同时被解释为筹集巨额资金的需要;胜家的问题则更直接地显示,组织本身已有值得保护的价值,即使企业并不缺钱,也可能需要法律帮助它摆脱个人生命与私人纠纷的影响。

1863年,经过持续协商的双方终于同意将合伙改组为胜家制造公司,并由辛格与克拉克各取得四成股份,其他股份由部分高级职员和员工参与认购,年轻经理霍珀出任总裁。双方还达成一项重要安排,在对方仍在世时,任何一人都不担任公司总裁,这使公司化同时成为重新分配经营控制的过程。布莱尔之所以重视两位原合伙人的共同退让,是因为公司化若让其中一人获得更强权力,另一人未必愿意接受;当双方把部分判断交给新的机构和经理时,才有可能保留合作成果,同时降低个人冲突直接破坏经营的机会。资本与控制的安排相互配合,使组织获得了继续发展的空间。

公司化以后的胜家,逐渐形成包含销售、教学、维修和记账的分支网络。一个地方营业点并不只是摆放机器的店面,还需要有人向客户说明用途、教授操作、修理故障和管理款项。每种岗位的工作依赖其他岗位,前台作出的承诺需要后方工厂与服务人员支持,企业由此积累了分散在多地、又能够相互衔接的能力。这类能力也改变了客户信任的对象,当销售人员离职时,顾客仍可期待另一位员工继续处理维修;供应商与工厂经理订立长期安排时,也能够把公司的整体财产与经营声誉纳入判断。个人负责执行承诺,组织则提供人员更替以后继续履行的条件,品牌的价值正是在这种可持续的合作经验中逐步形成。

布莱尔由此接近钱德勒所讨论的组织能力问题,企业的优势可能来自内部信息系统、管理程序、专业知识以及跨部门协调,而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才能建立。优秀的员工进入公司以后,不只是完成若干可以单独计价的任务,也在学习怎样与同事共同完成更复杂的工作。稳定的组织财产使这种学习有机会延续,已经形成的能力又会提高企业进一步吸引资源的能力。

将这一过程放在人力投入的角度观察,还能看到公司法与职业选择之间的联系。一位有能力独立经营的人,为什么愿意进入大型组织,长期积累只能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经验?布莱尔认为,持续存在的企业及其财产基础,能够为这种选择提供一定保障,使个人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投入不会轻易因某位出资者退出而失去依托。

组织稳定在这里所保护的,是多种投入共同形成的关系,技术人员的知识、供应商的配套安排和客户的使用经验,都可能与企业的延续相关。沿着作者的分析继续追问,研究者便需要观察谁获得了发展机会,谁承担了经营调整的损失,以及内部决定是否给予不同投入适当回应。公司治理因而可以进入劳动、技术和市场之间的具体联系,而不局限于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双边关系。

布莱尔也讨论了长期没有采用公司形式的大企业,杜邦在很长时期内依靠家族成员的连续经营维持事业,家族财富留在企业,姓氏承载声誉,亲属关系支持信任。公司形式所承担的一部分功能,在这里由家族组织完成,但接班人的能力、代际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年长成员是否愿意继续留下财产,仍然可能在关键时刻引发冲突。

杜邦在1899年取得公司形式以后,控制权也没有立即充分分散,原有家族经营方式延续了一段时间。到1902年主要经营者去世,年长成员倾向于将事业出售给竞争者,年轻一代则提出收购,随后通过重组与新的董事会、执行机构调整管理。这段经历使法律形式与实际治理之间的关系变得具体,组织能否延续还需要有人接受并运用新的权力安排。

卡内基的钢铁事业则长期依靠严格的合伙协议与个人控制维持资本投入,合伙人死亡时,其权益可以按账面价值由其他人购回,并在较长时间内付款;主动退休者同样需要接受分期兑现的安排。协议还允许符合条件的多数权益持有人要求某人退出,而卡内基所持比例又使他在这些决定中占据核心位置。这样的安排能够暂时减少抽资压力,却也把退出价格与控制权纠纷积累在组织内部。当弗里克等人希望变现时,账面价值与他们理解的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后来围绕退出、焦炭供应和财产估值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最终通过新的公司安排整合相关业务,说明锁定资本所节省的经营成本,可能伴随着需要另外处理的分配与权力争议。

鲍德温机车厂能够长期采用合伙形式,与它按客户要求制造机车的生产方式、人员组织和资本安排密切相关。企业依赖熟练工匠和相对通用的工具,组织层级较少,并慎重选择认同共同经营理念的合伙人。企业通过利润再投资支持扩张,又以缓慢支付已故合伙人权益的方式减少继承带来的资金压力,生产方式、人员选择和合同安排共同支撑了长期经营。

这套办法仍然需要企业能够承担相继发生的退出义务,1909年一位持有重要份额的合伙人去世时,其他主要成员也已年长,继续维持合伙可能意味着接连支付数笔大额款项。企业最终转为公司,使继承问题更多地在股份层面处理。鲍德温的故事因而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过程,私人安排能够维持很长时间,而当人口结构与资金要求改变时,采用公司形式的收益也随之变化。

围绕不同法律形式如何满足企业需要的问题,圭南、哈里斯、拉莫罗与罗森塔尔后来比较了英、美、法、德的制度,并指出,中小企业会重视兼具独立人格、稳定资本与灵活内部安排的形式,当这样的选择出现时,许多企业并不愿承担传统股份公司的全部治理成本。[2]组织法所提供的形式越丰富,企业就越能根据规模、合作关系和退出需要作出不同组合。

在布莱尔所比较的企业中,杜邦依靠家族,卡内基依靠严格协议与强势控制,鲍德温依靠人员选择、生产方式和缓慢支付,公司则通过独立财产与治理机构提供较为标准化的安排。比较这些机制,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很早采用公司形式,另一些却长时间保留合伙,以及同一家企业为什么会在特定时刻改变选择。

法学研究若从企业的继承纠纷、认股文件、分红决定和改组协议入手,便能够沿着这种比较进入经济史,观察经营者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再分析法律安排怎样改变行为条件。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张提出组织需求,法律则参与决定这些需求能以何种权利结构获得回应,现代企业就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

结语

布莱尔围绕资产隔离展开的历史解释,使公司法中的许多熟悉规则重新显露出它们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厂房需要长时间使用,技术与销售网络需要逐步积累,投资者却会面临退出、死亡和继承,经营者之间也会发生难以事先预料的争执。独立实体、股份转让、分配限制与董事会判断共同作用,使这些个人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经营资产的延续分开处理。

从煤矿航道到胜家的销售与维修网络,企业所保存的财富逐渐超出了最初投入的货币和设备。人们围绕持续存在的组织形成技能、程序、信誉和合作关系,组织也因此能够完成任何单个参与者都难以独自承担的事业。公司法的历史价值,正可以从这些能够跨越个人生命、却又始终依赖具体人共同维护的经营能力中得到理解。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Henry Hansmann, Reinier Kraakman & Richard Squire,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irm,”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9, No. 5, 2006, pp. 1333–1403, especially pp. 1336–1338.

[2] Timothy Guinnane, Ron Harris, Naomi R. Lamoreaux & Jean-Laurent Rosenthal, “Putting the Corporation in Its Place,”Enterprise & Society, Vol. 8, No. 3, 2007, pp. 687–729. DOI: 10.1093/es/khm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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