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听见“冤枉啊，我真冤！”，甚至有人为了喊冤而下跪、裸奔、跳楼，这类事情屡见不鲜，令人同情，也令人动容。

一般来说，这些人也许真的很冤枉，但这只是事实层面的冤枉。

我们常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反复强调的，就是事实——真相的重要性。可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发生的事实，未必与法律认定的事实相一致，甚至可能差异很大。在受害者眼里，这就是枉法裁判，就是人情案，就是钱权交易。这种判断到底对不对，要分两种情况来谈。

第一种，是客观上证据确实不足。 尽管事实就在眼前，但从法律上无法认定。

例如，大毛和二毛是亲兄弟，二毛私下向大毛借款五万元，到期后百般拖延甚至赖账。大毛若起诉二毛还款，由于没有欠条、没有证人，法院未必能够立案。借款是客观事实，但启动诉讼、获得胜诉判决需要证据支撑。

再如，张三趁着夜黑风高持刀杀人。客观世界里，张三确实实施了杀人行为，这件事不以任何人的认知为转移，无论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留下痕迹，它都真实发生过。

然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变了。法院认定张三杀人，依据的不是“事情确实发生过”，而是“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如果目击者无法出庭、证言没有旁证、凶器灭失、没有视频痕迹，或者取证存在瑕疵，那么即便真相近在眼前，法庭也只能在证据框架内作出证据不足、无罪的裁判。这份判决不等于张三客观上没有杀人，它只说明：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法律无法认定他有罪。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真相与制度之间横亘着一道司法门槛。这不是法条主义的悲哀，而是证据裁判原则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裂缝：客观事实是已经发生的本源，法律事实是司法机关依靠合法证据、依照证据规则重构出来的版本。二者本应重合，现实里却常常错位，甚至南辕北辙。而弥合这道裂缝的唯一桥梁，就是证据。

偏偏，证据是最脆弱的环节——事件不可重来，能够留下的只有血迹、监控、书证、证言这些残余痕迹，而作恶者最懂得利用的，恰恰也是这一点。黑暗是作恶者的保护色，真正隐蔽的恶，往往不留下痕迹：口头授意、私下串通、密室里的利益输送、刻意销毁的账目。越是有预谋的作恶，越懂得在动手之前抹平物证、切断链条、规避记录。

于是，出现了一种荒诞的局面：客观事实越确凿的恶行，越可能因为证据被精心销毁而无法被制度捕捉。真相就在那里，却过不去那道门槛，因为司法制度只认证据，不认内心确信。

而把证据标准设置为“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初衷是保护普通人，防止仅凭单方陈述和猜测就随意定罪，避免冤假错案殃及无辜。

这是制度性善意。

可善意的另一面，是它必须容忍一部分真实的恶行漏网。这套规则没有能力区分“证据不足的恶”与“不存在的恶”，它只能一刀切：没有足够证据，就不认定。于是它同时承担两种代价——一方面堵住了诬告陷害的门，另一方面也放过了躲藏在暗处的施害者。司法选择宁可放过一部分，也不愿用低标准制造新的冤错。这个取舍保护了诚实的人，却也成了黑暗的掩体。

这就是司法制度的两面性，虽有无奈，也还有值得欣慰的善的一面。

关键是第二种：司法人员主观性的认定问题——面对充足的证据，司法人员却不予认可。 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司法人员基于自由心证，真诚认定证据不足。例如，死者身上检验到张三的DNA，也有证人证明张三与死者存在重大矛盾，还有相关物证，但张三本人拒不交代，办案人员认为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法追究张三刑事责任。这类情形，属于证据规则框架内的认知分歧，虽令人遗憾，但仍属于制度允许的裁量空间。

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证据链是否闭环”本身带有很强的主观判断空间，这个边界一旦失守，就会滑向更危险的第二种情形。

其二，是司法人员带着主观恶意取舍、曲解证据。同一组证据，解读方向本就存在多种可能性。当裁量权不再服务于还原客观真相，而是服务于人情、利益或者外部指令时，制度就从根基处开始溃烂。正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清泉对祁同伟坦言：“那你放心，法律依据我来找。要想让高总赢，我就能找出让高总赢的办法。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在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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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之所以让人警惕，是因为他把法官正常的法律适用裁量权，篡改成了专属个人的“解释权”。我国法定的司法解释权专属最高人民法院，任何承办法官、法院副院长都没有这种特权。当裁判者自认手握这种权力，客观事实就不再是裁判的基石，而是可以随意裁剪的素材。证据充足，可以视而不见、刻意排除；证据单薄，也可以牵强附会、强行论证。这不是证据匮乏带来的无奈，而是权力凌驾于证据之上，是对司法底线的公然背弃。

这和前面证据不足的情形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没有证据，制度无力抵达真相；后者是证据摆在眼前，裁判者刻意回避真相。挡住真相的不再是灭失的痕迹，而是人为的恶意。这也是对司法公信力杀伤力最强的一种情形。

证据标准的局限，大众尚能理解包容；但手握裁判权的人故意歪曲证据、操纵结论，会直接击碎普通人对法治的信任。当事人即便攥着扎实证据，也会因为一句“法律依据我来找”，让所有维权努力落空。

因此，真相跨不过司法门槛，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证据天然灭失带来的制度局限，是法治需要承担的代价；另一类，是裁判者主观恶意操控证据、滥用裁量权，属于必须严肃追责的司法失范。前者可以通过完善取证手段、拓宽监督渠道慢慢弥补；后者，则是监督体系必须紧盯、坚决纠治的顽疾。

真相未必能迈过司法的门槛。这句话不是宣扬绝望，而是一份清醒的认知：门槛背后，既有冰冷的证据规则，也有复杂的人心。它提醒当事人，要尽力固定证据、搭建通往真相的桥梁；更警示所有司法从业者，法律解释权不属于个人，裁量权不能用来为私利开路。

真相或许会暂时受阻，但针对枉法恶意的监督与追责，永远不能止步。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化营商环境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神州普法网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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